去年11月，在法国南特市举办的“三大洲电影节”除了象往年那样介绍了第三世界各国的电影概貌外，特别介绍了“非洲影坛上的泰山北斗”塞内加尔电影艺术家桑本纳.乌斯曼编导的电影。

    他编导的主要影片几乎都在电影节上得到重演，广大青年观众，大、中学生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激情观看了这些电影。    无论是早期的《博洛姆·萨莱特》(1963年)，还是较近的《塞多》(1974年)，抑或是其他名片如:《黑女人》、《尼亚伊》(1966年)、《委任状》(1968)《埃米塔伊》(1971年)和《哈拉》(1974年)，均以其明快清新的风格征服了广大观众;这种风格在他1963年编导的短片中就已有体现并引起了国际评论界的注意。

    战斗在两亲战线上

    1963年桑本纳·乌斯曼在图尔电影节上展出了处女作—内容丰富，艺术成熟的故事短片《博洛姆。萨莱特》。在这部以描写一位赶大车的车夫与警察和市民发生的种种纠纷为主线的简练的故事片中，作者已经触及到许多重大主题，这些主题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又得到着力的表现和发挥。如《委任状》抨击了泛滥成灾、使百姓深受其苦的官僚主义;《哈拉》揭露了有钱人和新生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独断专行，‘塞多》则暴露了宗教势力滥用权势的现实。

    面对着这些剥削压迫势力，作者笔下的人民群众—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自己命运的主角—这在1964年拍摄的、当时并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尼亚伊》一片中已有体现—一开始就进行着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通过对这种斗争的刻画，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对那些麻木不仁的思想状态发起进击，以期唤起人们对新、老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的斗争，唤起人们对所谓的纯粹的传统世界的斗争。

    从《尼亚伊》这部电影开始(它描写的是一位年轻女人被自己的生身父亲、专横拔启的村长好污并怀孕的悲惨故事)，桑本纳在后来的影片中创造了一系列妇女的形象。无论是《黑女人之中的女主角，还是《埃米塔伊》中的勇敢的农妇，无论是《哈拉》中的敢于跟自己的阔爸爸相抗争的少女，还是《塞多》中亲手杀死了教长之后，仍继续与宗教势力作斗争的主角，这些妇女都在他的影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他的作品中常有这种情况，正当妇女们继续战斗的时刻，男子们却开始妥协屈服，或者只满足于夸夸其谈。观众们觉得，作者是让自己刻画的人物充当白己的代言人。

    唤醒人们对殖民主义和人剥削人的现象的觉悟，是他的所有影片的主题。桑本纳·乌斯曼完全是以知情人的身份来发掘这些主题的。他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倾诉自己的亲身经历。正是通过对日常的、司空见惯的现实生活的描写，他把我们带进了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正在经历的精神、政治、经济、宗教危机的错综复杂的旋涡之中。

    在他的影作中，除了跃然纸上的现实主义特色之外，还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洞察力、幽默感、以及真正的诗情画意等风格。

    桑本纳的影片之所以具有政治和思想力量，其秘诀说来也简单:就是因为他也许比任何一位电影艺术家都更扎根在现实中，更接近人民群众。

    1923年，桑本纳·乌斯曼出生于塞内加尔的卡萨曼斯省，当时，殖民主义当局正在该地大肆屠杀非洲起义者，他是在黑非洲经历着最黑暗的法国殖民统治的时代—维希时代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的。十五岁上，他进入塞内加尔步兵队，因为那是唯一能够活命的办法。他参加过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斗。1945年退伍后，他回到塞内加尔，又参加了1948年爆发的达卡尔一尼日尔铁路工人大罢工。(这在他的小说《上帝的木头》中作过描写。)后来他又去法国，在马赛港当了十年码头工人，并成长为工会战士。由于他积极参加工会活动，他被选为在法非洲工人工会秘书长。他既是战士，又是作家，因为他永远忘记不了自己的经厉。他的小说《黑人码头工》、《沃尔特人》，《哈马丹风》;影片《埃米塔伊》，《黑女人》等就是这一经历的真实记载。

    为了让自己的人民恢复自己真正的人格，他一直没有停止过战斗。所以，当他一旦有可能，就使用民族语言沃洛夫语拍摄影片(如《委任状》)。

    作为思想深刻的作家，他完全扎根在塞内加尔的现实之中，尽管他在欧洲曾度过漫长、艰辛的岁月。所以评论家让·戴尔马曾指出，以上的经历使他能“比人民群众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把非洲某些领导人、殖民主义分子和宗教势力的虚假的尊严作了一览无余的描绘。”